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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他是毛泽东、田汉等人的老师,被毛泽东尊称为“永远的先生”;他42岁赴法勤工俭学,50岁在血雨腥风的革命低潮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;他57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,成为队伍中年龄较长者;他也是“延安五老”中最年长的一位,被毛泽东赞为“革命第一,工作第一,他人第一”。
徐特立不仅在党内享有崇高声望,他的家庭也是亲诚和睦的典范,让人钦佩。徐特立的修身齐家之道值得我们学习。
同偕到老的不渝爱情
徐特立的结发妻子从小父母双亡,早年就来到徐家做童养媳。她姓熊,比徐特立小10个月,起初连名字也没有。过门后,徐特立对她一直很好,还给她取名为“立诚”。
熊立诚出身贫苦人家,为人正派朴实,生活勤劳节俭。两人渐渐地在共同生活和奉养老人的过程中产生感情,相亲相爱,之后感情甚笃,他们的婚姻已经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式包办婚姻了。
1905年之后,徐特立多数时间都离家在外办教育和从事革命活动。熊立诚能够理解并大力支持丈夫的事业,在乡下一人承担起所有家务,悉心抚养子女。她曾对徐特立说:“你就管好国家的事,我就管好家里的事。”徐特立听闻,内心十分感动,他多次对人称赞她:“说得很好,很有见识!”
徐特立在家乡办立五美高小时,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。他拿出在外教学所得的微薄薪水,增建校舍,置办教具,聘请教师。后来校舍紧张,为了不让70多个孩子辍学,徐特立回家与妻子商量,想把学校搬到家里。熊立诚完全同意丈夫的想法,马上腾出家里瓦房,自己和孩子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中居住。
1916年,五美高小正式在徐家住宅建立起来,这所学校在徐特立的支持和影响下,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。
此后,徐特立在长沙兴办教育,并赴法勤工俭学数年,其间很少回到家乡。熊立诚任劳任怨、节衣缩食,虽生活艰辛,但还经常贴补办学经费。多年后,徐特立在写给自己的小女儿徐陌青的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由衷的敬意:“她不独维持了一家,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,造就了许多学生。她没有念过书,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,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,我是很尊敬她的。”
1937年2月1日,在徐特立60寿诞上,大家纷纷祝贺,邓颖超代表女同志发言,赞扬徐特立对妻子熊立诚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共产党人的楷模。
徐特立听后十分激动,动情地说:“我自辛亥革命前,即进城办教育,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;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,接着回国参加革命,至今十余年来,与家庭隔绝,不通音讯,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。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。我爱自己的家庭,爱自己的妻室儿女,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,革命还没有成功,国破家安在?……我的妻子是一个童养媳,没有文化,从小与我患难与共。我一直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,她在家里抚养儿女,还兼劳动办学,她支持了我的事业,也成全了我的事业。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,我假如丢弃了她,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?……”
在场的同志听了,无不动容。
新中国成立后,徐特立将熊立诚接到了身边。他非常关心体贴妻子。吃饭时,总是把好一点的饭菜让给她吃;家里的钢丝床一边坏了,坚持把好的一边让给她睡。徐特立与妻子熊立诚,虽然是旧式包办婚姻,但两人70多年如一日,相敬相爱,相濡以沫,相互支持,始终保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。
1960年,83岁的熊立诚去世,徐特立非常悲痛,怀念不已。他后来将两个人的合影放在随身口袋里,每当思念时就会拿出来看看。
廉洁奉公,克勤克俭
徐特立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,一家人一直过着艰苦、朴素的日子,这也让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成年后的徐特立,无论是持家还是工作,始终勤俭朴实,廉洁奉公。
1937年,徐特立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,一直住在一间破旧、窄小的房子里。环顾他的那间屋子,房里有一个土炕,是他和警卫员睡觉的地方,占据一半面积;炕前摆着一张旧的没有油漆的小方桌,就是徐特立办公的地方;房子的另一头放着一口木箱子,这是徐特立长征中历经千辛万苦带来的,里面装满了他在中央苏区编写的材料。在艰苦的环境下,徐特立安之若素,毫无怨言,为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终日辛勤地工作。
当时,边区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在大食堂吃饭。徐特立职务高,又年长,可以向上级提出单独开灶的要求。但他没有这样做,而是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,吃大伙房里做的土豆、白菜、豆芽等,有时候改善伙食,也最多是加个豆腐之类,这是他长期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。
新中国成立后,组织上分给徐特立几间屋子,他高兴地把家人从湖南接来团聚。由于他住的房子比较老,面积也不大,于是身边工作人员想向组织申请调换。可是在征求徐特立意见时,他却认为,把屋子里那些坏了的地方修一修,腐烂的地板换一换,就可以了。
徐特立有一件补丁棉衣。这件棉衣他在延安时就穿上了,越穿越破,都是缝缝补补凑合穿。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说徐老,换一件吧。徐特立摇头说:“你没看到农民有一件棉衣都要穿一辈子?我这才穿几年?”
徐特立的工资其实不低,家人用工资给他买了两件新衣服和一双皮鞋,徐特立也穿,但只在外事场合穿,他认为这个关乎国家形象。而回到家里,他又马上换回自己穿破了的衣服、开了口子的鞋。
不管谁的钱,花在自己身上,他都心疼。1957年,徐特立八十大寿,北京的亲朋故友想要给徐老摆寿宴庆祝。可徐特立不想让大家破费,他说:“咱们国家还很穷,这么大吃大喝,不是给我徐特立脸上抹黑吗?”借着要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,他赶紧从北京“逃”到湖南长沙。
可是,他在长沙的学生和亲友也不少,纷纷提议设宴、茶叙,以表祝贺,他亦坚决谢绝。他说:“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,人民生活还很困难;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,勤俭建国;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,浪费人民财物呢?”
徐特立又借口办事乘火车前往广西桂林。
最后,工作人员在餐车上做了一碗长寿面,伴随着列车的隆隆声为他庆祝了八十大寿。
子女要继承的不是财产,而是革命事业
徐特立一生以革命事业为重,也要求子女不要过多地想自己,而要多为社会做事。他说:“青年人任重道远,要继承的不是财产,而是前辈留下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。”
在家人中,徐特立对徐乾的学习格外关心。徐乾原名刘萃英,是徐特立二儿子徐厚本的妻子。徐厚本病故后,徐特立视她为自己的女儿,为其改名为徐乾。徐特立认为政治学习很重要,如果只注意工作,不注意政治,“将来只是一个事务主义者”。在徐特立的关心培养下,徐乾成长为一名革命青年。
徐守珍是徐特立的大女儿,1928年,她在参加革命活动中被捕,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,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。直到新中国成立,父女才得以团聚。
此时,徐守珍没有工作,便写信请求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。
徐特立知道这么多年亏欠女儿,但又不能违反原则搞特殊。他认为子女不能因为自己得到组织额外照顾,应该始终和人民在一起。
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政治不在口里能说大道理,而在能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,自己的困难放在第二位,劳动群众集体的困难放在第一位。”“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,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,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。”
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下,长大成人的四个子女都为革命做出贡献。儿子徐笃本、徐厚本青年时期投身革命,都牺牲在战争年代。大女儿徐守珍听从父亲意见没有留在北京,回到上海继续工作。小女儿徐陌青则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,直到退休一直是一名护士。
徐特立与爱人忠贞恩爱,严于律己甘守清贫,以身作则教育子女。他的修身齐家之道,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高风亮节,值得后世称道。(作者 张文良 单位: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)